陵园文化
正确看待死亡及后事
来源:http://www.ycjyg.net/ 作者:宜昌殡仪服务公司 发布时间:201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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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是人们个体生命的终结,是人生经历上的一件大事故。象这样的每个人历程上的大事故,在密切反映现实生活和服务于生活的民俗文化上,要产生和传承着许多行动(关于死亡的礼仪等)和心态(关于死亡的情绪和观念),这是自然的,是不能避免的。尽管世界上各民族在对待死亡的方式上有种种不同,但归结起来,都是由于生者运用一种形式去宣泄对死者的感情,表达他们对死者的怀念,并形成某种模式的结果。

  死亡,在人类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那生命尽头的黑暗,是人们不能超越的。人类对自身死亡的意识和关心发生在非常古远的年代,我们对早期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的发掘和认识,如埃及法老的巨大陵墓,秦始皇兵马俑等等,无一不是人类“关怀”的历史见证。

  关于死亡的困惑与思考就是这样伴随着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无论是原始的初民的天真幻想,还是历代哲人的理性之光,似乎都未能穿透那隔离生死的厚重的黑幕。在关于死亡的巨大疑问面前闭上眼睛,或者转过脸去,全身心地投入实在的现世人生,都不能消除掉死的困扰。死亡可以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驱动力,死亡既是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须面临与处置的事件,因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应对死亡的方式,有关于死亡的一整套行为体系和与之相配合的观念信仰体系。一个民族关于死亡的礼仪与习俗是其社会生活和整体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民族民间的丧葬礼俗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比较具保守性的部分之一。这一方面是指人们处理死亡的一定行为的继承性,更主要的是指看待认识生与死问题的心理观念的稳定性。

  古今中外不同的地区、民族有着各种各样安葬死者的方式。除比较常见的土葬、火葬外,还有水葬、风葬、天葬、悬棺葬等。一些民族甚至曾经实行尸宴葬(即死者亲属、族人分食其尸),实施此种方式的人们相信,吃了祖先的骨肉,便可继承祖先的勇气、力量和智慧。许多民族对不同的死者诸如僧俗之别,未成年与成年之别,凶死与寿终之别等也有不同的葬式,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基本类型:既保存尸体和消灭尸体。

  与人类对待死亡、安置死者的行为相对应的是人们关于死亡的发生、死亡本体及生命死亡关系的思考。生之大限的奥秘结集着人类的宗教情感、哲学思考和艺术探索。对死亡的关注和探讨直到今日仍在扩展与深入,现代西方产生了一个跨学科的专门研究—“死亡学”,它使得有关死亡及人类死亡意识、行为的研究更加科学化、具体化。

  “安乐死”的提出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问题的世界性争论,是人类主动参与自身生命选择过程的实际行动。有关安乐死的立法运动及关于此法案的众多纷争至今仍方兴未艾。应当看到这绝非仅是医学和法律上的争论,它对于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是一种挑战。它表明,崇尚生命的神圣,不仅应包括传统的生的权利和对生命的保护,也应包括人有权利自主地选择死亡,即在活着只是徒增痛苦时,从容而严肃地死去。现代死亡观念的变迁,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它不再是仅仅要求活在世上,而是要求生命的质量和价值。

  死亡,从根本上讲是人的生物性终结,而人是无法在生物意义上战胜死亡的;人,又是意识到自身将会死亡的动物,从本能和精神上都有着追求永恒的意向。这样人就陷入了终结与存续、有限与无限的巨大矛盾,在其中苦苦挣扎。在靠人类个体的体力、智力、经验无力解脱和控制的事项上,在面对生与死的巨大困扰时,文化有助人渡过人生的难关,摆脱生存的困境。生与死,自古以来便有巫术、宗教、信仰以各自的方式引导人们投身某种“关怀”,确定自己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种对于现世生命的执著成为传统仪式与习俗的内在支持,也成为传统社会的精神依托。

  民间传统丧葬礼仪对于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稳固有着重要作用。仪式、行为本身即成为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们只注意活动过程,把行为程式化、仪式化,约定俗成为惯例、惯习而世代遵循。由于仪式的社会功能的存在,为死者而设的仪式其实是给活人看的,人们从这一代代的反复表演里受到熏陶、教育,并从中得到满足。

  对民间丧葬礼仪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人际关系、道德伦理意识、观念信仰及礼俗仪式之间紧密联系者,单独抽取某一环节加以解释和改变是难以奏效的。明确这点对于积极有效地进行文化变革与创新都将是有益处的。在民间丧葬礼俗中,死亡观念是潜在于人们内心的一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意义结构。

  传统的死亡的仪式,不如说是生命的仪式。它并非是有与无、存在与寂灭的界限,而是从此界的有向他界的有,从一种生命存在形式向另一种生命存在形式的过渡。正常死亡与非正常死亡的截然不同的处置方式与态度,死亡仪式中诸多生的象征物与象征行为都表现出圆形循环、生生不息的生命意义。这种文化内涵,使个体在人格精神上得以完整。一方面,它填补了由死亡导致的心理上精神上的缺憾,以一个虚幻的鬼神世界或生命的流转复生安抚人们,使人们得以战胜恐惧与绝望;另一方面它也填补了群体的空缺感,使家族、社会得以完整、有序、绵延不绝。对生命的执著构成了整个传统文化的脊骨。

  中国的传统文化立足于“生”。无论是传统的宇宙论、人生观以及社会意识中,都可以看到“生生不息”的主题。儒、道、佛各家思想也都肯定和强调着生命的存在。这种传统观念使得我们的文化充满着乐观祥和的气氛而缺少悲剧意识和危机感,这种发达的实用理性,独树一帜。然而我们也须看到,我们对生命的执著的生命意识,它除了有积极有益的一面外,还有未脱离原始痕迹和消极低劣的一面。否认和回避死亡,一味求生避死难免造成“好死不如赖活”的苟且人生和懦弱的国民性格,生死观直接影响着民族性的特点。

  没有直面死亡、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心态,便没有真的人。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新旧意识相互交织,现代意识、新的观念、习俗正在产生和扩展,而文化传统中较为保守和难以变异的部分就是死亡文化,土葬改火葬是对传统的死亡观念和丧葬文化重要的冲击,因为“入土为安”重殓厚葬的传统积习已成为我们民族丧葬文化的主流意识。新中国建立后,丧葬改革逐渐提上日程。火葬的推行无疑很大地触动了人们传统的死亡意识,尽管有时要采取强制性的手段。随着改革的不断进行,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葬礼仪式的简化是人们死亡观念变革的又一个方面。向遗体告别、开追悼会这类悼念活动去掉了不少繁缛礼节。有的人甚至做到了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等,把传统的死亡丧葬礼仪简化到了简单。

  如果说火葬、简化丧葬仪式是对传统生死观的变革,那么倡导死后捐献器官的行动则是对传统的生命意识的又一挑战。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死后需保持遗体的完整,土葬的葬具、葬式都是为保存遗体完整而设的。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我国的人体器官收集和移植医学是很难发达的。稍感欣慰的是这方面的工作已开始起步,自愿于死后捐献身体器官的人们在观念意识上是一次了不起的跨越,他们的这种行为也给我们观念的变革和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直面死亡、认识死亡,不仅有着探索解答人类自身之谜的科学意义,有着切实有效而非盲目武断地制定有关政策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改造国民性、推进民族现代化具有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认识到死之将至对个体来说是生命意识的真的觉醒,或者说是人的真觉醒,这将使他思索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摆脱蒙昧的生存状态,开始清醒的因而是真的人的生活。所以不能正视死亡的人生应该说是还未真开始的人生,人是能够意识到自身会死亡的生物,如果遮掩这种意识,等生死、同寿夭、泯物我,则是向动物的堕落。对文化而言也是同样,一个成熟发达的文化应有完整的勘破生死的人生哲学。一个有着勃勃生机的文化,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来直面死亡,包括直面文化的危机。面临死亡和危机不敢正视而寻路逃遁的心理只能戕害我们民族的灵魂,造成卑劣的性格和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我们大可不必逃离死亡之境,死亡的存在对于生命自有其意义。根据生物学的进化理论,死亡并不是物种与生俱来的性质,而是物种适应外部生存环境的属性,即进化的产物。物种通过新陈代谢避免自身的退化、腐败,从而获得优势的生存。这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生与死的辩证法。人类社会也是同样,将此进化观引入中国传统的生死意识,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中看待文化的兴衰嬗变、交替更迭,将使我们传统的不死观念获得新的内涵意义。

  我们所追求的不是没有任何上升的周而复始中的因循和更迭;不是于烂熟腐败中没有进化、更新的长久延续的生命;不是浑浑噩噩、蝇营狗苟的无意义的存在。而是真的革新与创造,是凤凰涅槃式的真的死亡和真的新生。科学地、文明地对待生和对待死,将使我们的文化更具活力,也将是民族现代化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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